我的人生五部曲——张玉琴
我的人生五部曲
――我有一颗永不停跳的感恩之心
父母给了我生命，母亲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于1935年12月28日诞生了，按理说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他应该得到许多人的爱，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没有，我的童年是悲惨的！我的祖父母过早的去世，我都没见过。没有叔叔和姑姑，只有一个父亲的同胞哥哥——我的伯父。外祖父在我母亲七岁时就过世了，外祖母体弱多病，一个人生活在离我家四里地的横河村，我记得回家时还去给她送干粮。
1938年，父亲离家参加了抗日的革命队伍——八路军。家里留下不满三周岁的我和已有身孕的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值日寇侵略我国的第二年，日本鬼子三天两头到村里扫荡，村民们只要听到鬼子来的消息，就赶紧往村外跑。我们母女二人，因家中没有男人帮忙，小妹出生后，遇到这种情况就更困难了！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她一手拉着我，一手抱着小妹，身上还背着包袱，母亲的一双小脚就像灌了铅一样艰难地前行，我似乎比同年龄的孩子懂事早一些，那么小就知道心疼母亲。在逃难的路上，我哭着对母亲说：“娘，把包袱给我背吧！我能背得动，你太累了！”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我的玉儿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心疼娘了。你爹爹知道了该有多高兴呀！娘行！娘行！你还小背不动的。”就这样，我们母女三人艰难的生活着，不幸的小妹，只活了1岁零两个月就因病死了。当时母亲紧紧抱着小妹泪流满面地说：“她爹，我对不起你呀！没有把孩子带好，你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她就走了……”看到母亲那伤心的样子，我像大孩子一样哭着对母亲说：“娘，小玉听话，不惹娘生气，咱俩等着爹爹回来替咱们报仇！”母亲捂住我的嘴，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别胡说那是你爹爹的亲哥哥，你大伯！”按说大伯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了，父亲打鬼子去了，他理应处处事事照顾我们，正好相反，他却处处为难我们，父亲走后就和我们分了家，分家时把本就不大的小院用高粱杆隔成两个小院，用抓阄的方法分的家，我母亲有幸分到了有北房的北半个院子和靠近村子边的三亩地。自此以后，伯父和伯母就变着法子为难我们娘俩。说母亲连儿子都不会生，给张家生了两个赔钱的货（指我和妹妹）还有什么颜面活着？还毫无根据地说我父亲在外面另成家了，不要我们了，更可恶的是，居然把我们住的房子点了把火，幸亏被邻居发现，没有酿成大祸。在这之后，他又设计叫我三爷（我祖父的三弟）毒打我的母亲，母亲当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连路都走不了。头上被掀下鸡蛋大的一块头皮，那一绺头发母亲一直留到见到父亲。它鉴证了母亲所受的苦难！大伯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想让我的母亲改嫁离开张家，以达到他们贪婪的目地。母亲和我被好心的二爷（我祖父的二弟）和六大娘（二爷的儿媳妇）领回家养伤，母亲当时生活不能自理，更没法照顾我，就这样一个月后，我和母亲才回到自己的家中。母亲坚信父亲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虽然她和父亲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母亲17岁就和15岁的父亲结了婚，婚后母亲就像姐姐一样对待父亲，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母亲心中有数。她是个坚强的女子，她从不在外人面前流泪，经过这次的事情，母亲经常对我说：“玉儿，娘受的苦和罪你可一定要记住！咱更不能忘记二爷和六大娘对我们的恩情。要不是他们，你就真的见不到娘了！”母亲有时在夜里悄悄地流泪，她自言自语地说：“玉她爹，你会回来的，你不会弃下我们娘俩的，不管今后的日子多苦多难，我和玉儿都会等你回来的！”母亲的泪滴到我有脸上，我爬起来抱紧母亲……
我四岁就和母亲抬水吃，别人家都有男人担水，而且都是到大庙前的甜水井担水，由于路远，又没有人敢帮我们，（一来是母亲年轻貌美，丈夫不在家，怕引来闲话。二来父亲是八路军，怕坏人告密，惹来杀身之祸.）我和母亲就只有自己在家附近的一口苦水井里担水吃，母亲是个小脚，当扁担压在我小小的肩膀上时，母亲总是将水桶压向自己一方多一点，心疼地叫我小心些！街上的孩子边玩边骂我是没爹的野娃，母亲总会流着泪对我说：“玉儿有爹爹，玉儿的爹爹打鬼子去了！在外面千万别说，坏人知道了，咱娘俩就活不成了！”听母亲这样一说，再有小孩骂我时，我就赶快跑回家，在进屋之前把眼泪擦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怕母亲伤心。我们的生活很拮据，过年了没有新衣服，连女孩子头上載的花也没钱买，母亲就用槐树结的槐莲豆的汁染的绿头绳给我扎小辫儿。
1942年，家乡闹了蝗虫，秋收即将到来的这一天，铺天盖地的蝗虫将马上收获的谷物吃得精光，颗粒无收。连树叶都吃光了，村里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讨生活去了！我和母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落在我家的屋顶上，母亲喜出望外地对我说：“玉儿，快看！喜鹊给咱报喜来了！”母亲的话音刚落，西院的六大娘大声嚷着：“玉儿她娘，他婶子，玉儿她爹有信儿了！他就在西乡一个叫肥乡的地方打鬼子呢！离咱这好几百里地！捎信叫你们到他那儿去呢！”母亲热泪盈框地一边点头一边说：“嫂子，我不是说过吗，你兄弟不是那种人，不会扔下我们娘俩不管的，我们这就去找他去。”六大娘说：“不行，你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好几百里地，要不我陪你们一块去吧！”母亲忙说：“嫂子，不行，不行，二叔那么大年纪了，再说我六哥又有病，离不开人，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嫂子和二叔的恩情！”
第二天，我们娘俩就踏上寻父之路，一路乞讨，400多里的云和月伴随着我们娘俩，有时骄阳似火，大汗淋漓；有时阴雨连天，不能行走；一路上经过数不清的炮楼，关卡检查的很严，要有良民证才可以过去，我和母亲当时既没有良民证，身上又没钱，险些被扣下，幸好有好心人相助，才得以脱险。400多里路啊，艰难与险阻伴随着我们娘俩。我的两只小脚丫走的流了血，母亲的双脚也走出了血疱，有时还会看到死尸横在路的中央，我被吓得直哭！母亲总会抱紧我，叫我别看就不害怕了！就这样，我们娘俩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见到了我的父亲。
这就是我那朝思暮想的爹爹呀！他穿着灰色军装，头上戴着一顶八角帽，帽子上还钉着红五星。母亲催促着我说：“玉儿，快叫爹呀！”没等我叫，父亲就将我抱起，用他那坚硬的胡子茬扎了一下我的脸，眼中流露出期待的目光，胡子好扎人！父亲大笑了起来。直到两天后我才叫了爹爹，父亲走时，我还小，我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一声爹爹叫出了口，父母乐得合不拢嘴，父亲将我和母亲拥在怀里，眼圈红了！母亲也流泪了，这是幸福的泪水！我被父母抱在中间，幸福的笑着…..
我们住下没几天，父亲的领导高司令员、甘政委还有好几个穿军装的人，一起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母亲听说父亲的领导，好像见到了亲人！把父亲走后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说到伤心之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二位领导听后也为之动容，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还带着孩子，她是怎样一步一步艰难地熬过来的!两位领导当时就商量了一下，批准我和母亲一同随军，这在当时也算是首例了。从此我和母亲就跟随部队开始了打游击的生活。1942年至1949年，我们不知跟随着部队搬了多少次家！不管是住在哪个村，也不管住在哪家，那种军民鱼水情，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都难以忘怀。
我由童年步入到少年，当时环境恶劣，村里没有学校，部队里有个李阿姨一有空就教我识字，她是部队的文化教员。母亲也跟着一起学，李阿姨刚结婚，还没有孩子，她很喜欢我，后来我就叫她李妈妈了。当时因为部队没有其它家属，所以我就成了大家的开心果，小玉儿就成了当时的名人了！我母亲也就变成了小玉娘。
我10岁才上小学，那是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的第二年，村里办起了小学，部队的李阿姨当了校长，在那些孩子中我当了班长，后来加入了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帮助大人做些能力所及的事情。在这之后，姐妹团成立了，我当了姐妹团的团长。土改时参加斗地主、破除迷信等什么都抢着干，可积极了！1948年参加了宣传队，别看我年龄小，做事却很认真，小小年纪扮演老太太，不比大人差，演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在游击区的六七年，我不仅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过，我曾看到那些从战场上被日本鬼子的流弹炸断了胳膊，炸断了腿的叔叔们，以及叔叔们那视死如归的样子。可恶的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我的两个妹妹都是这时死的，最小的妹妹才出生10天，父母连名字都没来得急给她起，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国恨家仇永不会忘记！日本鬼子炸掉我们的村庄，烧杀掳掠，抓我们的同胞去当劳工，当慰安妇，人性的泯灭令人发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一个愿望，我长大了要去当兵，像父亲和叔叔们一样，为死去的亲人们报仇，当一名军医为人们看病疗伤！
1949年，我和母亲回老家住了一年，在离我家几里地的常屯村上了五年级，临离开学校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
1950年，我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当年八月份，我和母亲一起来到北京，住到了黄寺。因来北京迟了一个月，公费学校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只能到私立学校就读。1951年有机会转到了一所公立学校——华北中学重读初中一年级。这所学校是中央组织的干部子弟学校，学生都是来自延安和游击区的干部子弟。1952年，这所学校的男生分到了101中学，女生分到了师大女附中，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公费生，吃、穿、住都是公家管，因为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许多中央、军委领导的孩子，还有不少烈士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学习。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叶挺的女儿叶剑眉，秦邦宪的女儿秦摩亚、秦新华以及刘少奇亲属刘求英，彭真的外甥女刘素珍……文化部长的夫人苏灵扬是我们的校长，苏校长是延安来的老革命，生活上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关心，但她特别注意思想品德方面的培养教育，除书本上的教材外，还要求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同时还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叫我们给抗美援朝的最可爱的人，以及在南海前线的解放军写慰问信。每年的“十.一”和“五.一”就组织学生去天安门游行。在那里我们可以见到毛主席以及国家的各位领导人，游行结束后我们会拍照留念，那些老照片全部都在我的像册中珍藏着！我们这些革命的后代们，都有着相似、相同的经历，同样都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那就是我们是人民和国家养大的，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建设伟大的祖国，回报国家和人民！继承和发扬父辈的革命事业。别看同学们各自家长职务不同，可却从没有拿父母的背景来攀比的，那时的家长都配备有汽车，却没有一个用车来接送孩子的，平时我们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坐公交车返校，就连毛主席的孩子李敏、李纳都不例外，从不用车接送，这也是革命优良传统的体现吧！
1957年我高中毕业后，入伍当了兵，并且成为了一名军医，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学习了三年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门诊部工作，在工作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我所工作的单位同我们家是一个院，父亲不允许我在家里住，坚决要求我住到集体宿舍。别看我是独生女，父亲对我要求却非常严格，直到我结婚，才允许我住在家里。1964年我生了孩子，请保姆的费用我自己出，还叫我每月交30元伙食费，这样做不是父母小气，而是对我的严格要求。父母对我的严格还体现在另一件事情上：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正好赶上教育改革，招收人数比往年少了很多，我差几分没被录取，当时父亲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他只要说句话，就会有人替他去办，然而父亲并没有这样做！于是我去报考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校技术员专业班，当了十年的化验员，这期间父亲一直教导我踏实做事，作为我来说，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给父亲的工作找任何麻烦！在北京军区司令部门诊部工作时，组织上重点培养我去北京军区军医分校学习一年，1972年，我毕业后在临床内科当了一名军医，一直工作到1996年离职。
在部队的这所大学里，我不仅学到了为病人服务的本领，更重要的是铸造了我的革命人生观，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向张恩德同志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身边的模范人物学习，这个理念从未动摇过分毫！我从未忘记我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只有吃过苦的人才会感到今日的甘甜；我从未忘记我幸运的青年时期，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他们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也没有忘记我幸福的老年，我虽然为人民做了些事情，但我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我更会继续发挥我夕阳的余热，珍重发自心底的晚情！离职后，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丰厚的待遇，我知足，我感恩！没有人民，没有党就不会有我张玉琴的今天，当然我也不能忘记父母的恩情，他们给了我生命，他们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言行对我的成长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不管是在学校时，还是工作后，乃至离职至今，我都一心一意地尽自己之所能，关心公益事业，尽力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每一次人民有难，只要我知道，都会在第一时间捐款、捐物，从不迟疑，从未想从中得到什么，更没有标榜自己的意思，因为我认为国家给我发的生活费，是不属于我个人的，这钱是人民的，人民的钱，人民什么时候需要，就应该拿出来给他们用，说两件不怕人笑话的事：在街上看到矿泉水空瓶，被人扔掉的废纸箱，我都会将它们拾起，虽然不值几个钱，积少成多，也会变成钱捐给别人。还有就是，我看到路上有宠物粪便时，我会将它拾起装进袋子里，近年来，我由于身体患有多种疾病，行动不便，一手拄着拐杖，蹲下起来很吃力，但我仍然坚持着去做，我觉得这不仅保护环境卫生，也有益于大家的身体健康。我做这些虽然事小，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使我非常欣慰！当我走在大街小巷，菜市场以及去公园的路上，相识的，不相识的，无数的笑脸，热情的问候，让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深深地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延续，那种宽容和谐的爱来自于社会风气，是北京精神的体现，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引下，在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中国梦定会实现！
人生如同一篇生命的乐章，正如稚嫩的幼年、天真的童年、火热的青年、奋斗的中年和充满回忆的老年，这些就如同生命的五部曲。
谁说秋色不如春
谁说秋色不如春，眼见白发逐年增
我虽步入老年地，为国为民不减分
谁说秋色不如春，为民献爱表寸心，
秋冬之色胜于春，因我有颗感恩心!
我如今已年近八旬，“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我常常以此自鉴，我要用全身心投入到为党、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海棠有色而无香，观我生进退，日子还不少，日夜思，灯下写，拙笔虽短真情在，写下心声白发长。心态不老，一年四季都在忙，愿我仍然能用这支不老的笔，记录下我的人生，记录下这美好的时代！
编辑：姜建芳
